当时此案件在全国引起很大轰动,金融界对案件的定性争论也相当激烈。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描述:这一年,河北徐水县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因为在附近村庄搞“金融互助社”被捕,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孙大午出身贫寒,父母以捡破烂为生。辞职下海后,夫妻俩以养鸡起家,他的企业大午集团集一度拥有16个厂和一所学校,年产值过亿。他自称是一个坚定的“人民公社”的信仰者,在企业内实行“乌托邦”的实验。职工和村民每月只用1元,便可享受合作医疗。
孙大午办企业过程中,最头痛的事情是无处贷款。尽管他曾在银行工作过,但是,求贷仍然很难,他后来透露说:“好企业根本贷不出款来,怎么贷呢?大约是10%-15%的回扣”。一脑门子理想主义的孙大午也曾经为了贷款弯过一次腰,有一年,大午集团要投资一千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有人即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当地信用社的领导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与当地信用社彻底绝缘。为了自救,从1995年开始,孙大午想到了从亲戚那里筹钱,由大午集团出具借据,承诺给以一定的利息。这种模式后来拷贝给了大午的员工,在大午1300名员工中,共有900余名把钱借给——或者说存给了大午集团,这些员工的亲戚又带来了1000家储户,然后户户相传,储户逐渐扩大到了附近的几个村庄,最终逐渐形成了4600户的规模。
《激荡三十年》里用理性的数据和事实来解释孙大午的败局。“2000年之后,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一向被认为运营成本高且盈利性较差的乡镇市场被大面积放弃。到了孙出事的2003年,全国300多万户私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只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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