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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国经济展望:限电的威力出来了?

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财政基调或比2021年略为积极,赤字率至少仍可安排在3.2%。2021年财政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后置”特征,2022年财政支出节奏需要“前置”,以确保中国经济能够运行在合理区间。此外,化解隐性债务仍将是财政的重点工作之一,地方债务高压监管不应放松。

我认为,财政支出中可适当压降投资的比例,将资金向公共消费转移。增加公共消费会“挤入”居民消费,学术研究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公共消费每增加1%,居民消费在长期内最高会增加0.39%。国际对比看,除个别年份外,以支出法核算GDP时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衡量的公共消费率,中国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投资比例过高。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同时要求“提高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中国已经过了快速城镇化的阶段,下一步应该加快市民化。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有2.6亿人生活在城市但户口在农村。适当将财政支出向公共消费领域倾斜,加快已进城人口的市民化,一来可以有效逆转疫情以来中国或过早出现的“逆向城镇化”问题;二来可以充分发挥公共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不仅有必要,也有空间。

此外,在地方政府新增债券额度中,应探索适当降低新增专项债比例,提高新增一般债占比。按规定地方政府专项债需遵循市场化原则发行和使用,所对接的项目现金流能够自求平衡,但实际上符合要求的项目并不多,可适当降低新增专项债占比,将额度“腾挪”成一般债,以提高资金的适配性和使用效率。

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在国内“类滞胀”和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开始正常化的背景下,总量宽松政策的使用要适时适度。货币政策应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再贷款等,保持货币流动性合理平稳,并在此基础上结构性稳信用。此外,在中国央行一直倡导的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也应多加平衡和配合。简言之,“宏观审慎”这条腿从严,“货币政策”这条腿就应从稳。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在于,宏观审慎管得更规范更严格了,即便货币流动性宽松一点,钱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违规进入地产和股市等不该去的地方。

二是,对重点领域的定向支持政策仍应继续或有所扩大。其中,对绿色和高科技行业的前瞻支持,以及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倾斜纾困,是重中之重。

三是,更好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内外均衡工具的作用。通过释放人民币汇率调节内外平衡的潜力,中国货币政策更有能力实现“以我为主”。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较2019年底已累计升值近9%,尤其在近期美元指数强势反弹突破96关口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依然坚挺于6.4以下。这无疑为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以我为主”提供了更多空间。预计2022年中美货币政策方向“错位”,美元指数总体偏强,人民币汇率或可阶段性的“顺势”贬值。过去两年中国出口高景气,可能掩盖了强势人民币对出口企业竞争力的潜在影响,2022年中国出口市占率料将回落,人民币汇率适度贬值对出口企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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