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我们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向莫斯克湿(周恩来)报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产党在汉口被捕,旋经证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应为候补委员——笔者注),并负责特务工作者。
他愿意见蒋介石及南京特务工作者,并告诉一切,并预备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们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后又以为顾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盘托出,所以整个星期是在谈话及谣言之中,而不能决此事之确否。
此种反叛极为可虑,因顾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国同志之住所,而且还知道克兰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坡即为牛兰党内名)。几天以内,我们望着警察到这些地方来,同时做着必要的防备。直至现在,还未见警察巡捕来到。
中国同志尽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将真确的地址告之警察,我们的负责同志很可能将全数被捕。但是结果未曾发生。”(见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6月10日)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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