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来自尼日利亚。金教授,非常感谢您非常全面的讲解。刚才在您的介绍中也提到了,中国外交是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做更多的一些讲解?
第二方面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外交整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也难以避免的有一些小问题,那您能不能列举一些中国在过去七十年出现的或者遇到的一些小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中国外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您能具体的解释一下,中国外交是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谢谢。
金灿荣:谢谢这位尼日利亚朋友。
任何国家的外交的动机都是多元的,这里面就包括利益和意识形态。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的:多元,有利益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有时候比例会变。
我的感觉是,在新中国早期,意识形态比例比较高。
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不可避免,因为新中国是通过一场社会革命产生的。新政权的产生有很多方法,社会革命是一种,还有就是政变。中国历史上北宋建立是(通过)陈桥兵变,北宋皇帝赵匡胤把原来皇帝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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