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甸战斗

黄桥战败后，蒋介石、顾祝同对韩德勤极端不满，而韩则称病不起，“恳请钧座严予处分，另派贤能主持苏北军政，以挽危局”[1] 。顾祝同向蒋建议派王懋功取代韩，王不愿去，继之又拟令冷欣率1个师渡江增援，冷又以大部队渡江困难等理由推诿。因此，要想救活韩德勤这块孤棋，远水解不了近渴，唯一的希望只有依靠在陇海路北的鲁苏战区司令长官于学忠派部就近南下支援。

中共在华中也有一块孤棋。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弹丸之地，狭处于无周旋余地的泾县山区，面敌背顽，处境十分险恶。中共高层一直关注着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想方设法要救出这条被围困的大龙。

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黄桥之战结果大出蒋氏所料。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3] 。对蒋、顾在黄桥战后要在皖南报复，延安早有预料。1940年9月，黄桥战前，毛泽东、王稼祥就对项英明确指示：“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即刘少奇，时化名胡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1940年夏天，顾祝同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皖南新四军，特意将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从江西前线调到皖南。9月21日，顾祝同“为统一党政军指挥，加强防制起见”，决定成立“对外不公开不行文”的“党政军联合委员会”，由上官任主任委员，凡苏南、皖南“该区域内党政军一切有关事项事务，即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以命令行之”，授其防制长江以南新四军的尚方宝剑。黄桥战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10月12日提醒军部： “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中共中央担心黄桥战后会招来蒋、顾对皖南新四军的报复，同样，顾祝同也顾忌如在皖南动手会使苏北韩德勤遭到更加严厉的打击。韩德勤在新败之余是否还能经得起再一次攻击？何况八路军黄克诚部已挺进到苏北，顾祝同对此必然要作出慎重的权衡。10月28日，叶挺应邀去泾县会晤上官云相时，上官极力想从叶挺口中探询中共黄桥战后的动向，“着重问及苏北是否已停止行动，并能否保障今后不再进攻兴化”。上官还向叶挺透露，蒋对顾在皖南的态度极为不满，曾有电责顾，顾“还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决皖南问题，缓和苏北问题，但战区中黄埔系少壮派则颇有主张即打者”。据叶挺汇报，“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可见国共双方在苏北和皖南的利害关系密不可分。

中共中央经过党内高层的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为争取事态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面转化，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致何、白“佳电”，一方面据理驳斥并拒绝“皓电”限令新四军、八路军开赴黄河以北的要求，明确表示国民党如进攻，中共必定自卫的立场；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让步，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毛泽东在11月15日向党内指出：“蒋介石怕我们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活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中共“佳电”发表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是，蒋介石却视中共“佳电”态度为软弱可欺。11月14日，军令部将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介石，准备集中第三、第五战区主力，第一步先“肃清”江南新四军，第二步“肃清”所有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由“皓电”所鼓动起来的反共热情，到11月中旬便开始演变为华中局部规模的军事冲突。桂军第一三八师莫德宏部开进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向皖东新四军张云逸部第四支队挑衅，李品仙威胁中共“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鲁苏战区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越陇海路南进至苏北淮阴以东苏家嘴一带，与八路军黄克诚部对峙，企图以“武装调停摩擦”为由，打通鲁苏联系，增援韩德勤部；韩德勤虽然黄桥战败，但仍拥兵数万，与在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相比，兵力仍占相对优势，此时也按捺不住，扬言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11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总指挥部机关从海安移驻盐城孔庙。孔庙又称文庙，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历经兵燹战乱，几近荒废。华中总指挥部迁驻后，萧条的古庙顿时充满活力，成为华中敌后令人瞩目的军政要地。

此时，中央仍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交涉停止汤恩伯、李品仙调动和霍守义、莫德宏的进攻，并于26日电示刘少奇、陈毅：“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刘少奇、陈毅当日即于盐城复电中央：“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面对如此情况，中央于27日复电“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当时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一纵队、二纵队、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指出：“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战役于11月29日拂晓发起，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轮番进攻，猛打猛冲，开始即重创韩八十九军所部。韩顽守军猝不及防，溃败不支，不得不将兵力收缩在曹甸、平桥、安丰一线，以图顽抗。我参战部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断顽军平桥与曹甸及安丰之联系，并完成对该诸据点的包围。

曹甸是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西临宝应湖，周围是水网地带。曹甸工事坚固，内有碉堡、暗堡四处相通，易守难攻，驻有韩德勤保二旅一部、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两个团及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炮营等共约5000多兵力。而韩德勤在兴化及其附近之保六旅、独六旅等亦约5000多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为此，曹甸已成为消灭韩德勤的最大障碍。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之主力。苏北的战况深深牵动着延安的心。当毛泽东得知战役进展情况后，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5日晚，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两个团率先向曹甸发起攻击，但由于曹甸易守难攻的特殊地势，加之顽军拼死抵抗，故苦战一夜未能奏效。曹甸战场遂形成对峙。闻讯后的陈毅专抵距曹甸百米之遥的小马庄，与几个参谋人员乘坐小渔船，穿芦苇，隐草丛，察看地形。回到指挥室后，陈毅决定仍以突击的办法，用猛烈的火力扫清外围，然后向纵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同时攻击。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黄克诚随后又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五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也很有效,但不可取的是时间太长。当时无论是延安还是华中总指挥部都希望能尽快结束此役。尤其是中央专门电示强调：“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黄克诚的意见未被采纳。华中总指挥部下达了13日总攻曹甸的命令。“12月13日16时，攻击部队开始运动，19时半总攻开始。因地势平坦，河沟阻隔，韩军炮火攻击，至21时许，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团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但此时新四军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使韩军得以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22时许，新四军第一纵队经过近迫作业，越过濠沟，不久突破东小圩，占领了部分阵地。可是，此刻八路军在西线的进攻都处于间歇期，致使韩军得以在东线进行反击。进攻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受韩军炮火压制，无法向前运动。直到14日拂晓，曹甸东、南、西三面均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虽突破韩军前沿阵地，但未能突破曹甸韩军的基本阵地。”

曹甸久攻不下，而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及时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面对这样的局面，刘少奇于12月15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称：“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3000 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 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中央亦默认了这样的结果。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曹甸战役未能达成战役目的，最终以消灭韩顽8000多人，八路军、新四军亦付出较大代价而结束。对于曹甸战役的失败，刘少奇、陈毅后来作了认真深刻的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