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回民起义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3] 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与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购买。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1817—1864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4] 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

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原因读者可以看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对回汉两族人的访谈得到的结果）。其主要领导是赫明堂、任武，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有于彦禄等18元帅。回军曾包围西安达一年多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

陕西回民起义不久，赫明堂即与甘肃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造反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叛乱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叛乱。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战争互有胜负，叛乱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叛乱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 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叛乱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叛乱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在清军节节进逼下，叛乱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叛乱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叛乱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族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回民暴乱军，成为陕甘回民暴乱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暴乱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5400余人也全部屠杀。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恃险拼死抵抗，给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马长寿曾经评价说：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对西北回民历史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在此变动发生以前，陕西各县，特别是渭、泾、洛三河流域，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但自这一运动发生以后，清代统治者把陕西各地原有的回民，除了西安城内的回民以外，整个驱逐出境或屠杀了。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变动，改变了历史上陕西人民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见于《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

《剑桥中国晚清史》称“5月底（阳历）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将挑起冲突的责任归于汉人。左宗棠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但冲突一起，回民比汉人更有组织，又因很多人当过兵勇，因此在湘军未到之前占了绝对上风，以优势兵力对汉人村庄进行逐村屠杀，杀死汉人几百万人。由冲突演变成如此级别的大屠杀，责任和前因后果就复杂了。

华县<县志稿>卷三<建置志>：“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 ’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调查结论:“回汉仇杀”只是起义初期暂短的、局部地区的现象。从时间方面看，主要发生在四月下旬起义爆发到八月初。起义初期，各地回民愤起抗击地主团练剿洗，出现过回汉互杀现象。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回民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汉民也纷纷起来支持回民的正义行动。八月初，各地地主团练的溃散和瓦解，这种互杀现象在关中地区就不多见了，甚至省城以东州县及西安附近的一些村镇，汉民与回民大多可以相安一处。多隆阿入陕，“叠获胜仗，且屡捣其巢穴，但所歼者，回民少而汉民多”。西安附近村堡的汉民也多支持回民，多隆阿进驻西安城后，曹克忠在城西南郊区令前已投诚的汉村捐粮反正。同治二年七月，穆腾阿说：省城附近“自上年滋事以来，四乡卡垒连络，其最大者为沙窝（沙河），匪众万余，马贼居半。其余各处，多则数千，少亦数百，裹胁汉民尤多”。“回汉仇杀”现象主要出现在回民与团练斗争激烈的省东的大荔、华州、渭南等县及西安城郊，是局部地区的现象，省城以西的礼泉、户县、周至、兴平、凤翔等地，与省东地区截然不同，即使起义初期汉民也多主动支持回民起义斗争，回汉关系回睦。礼泉、户县、兴平等县汉民支持回民的事实，前文已多有引述，此处毋须重复说明。《秦陇回务纪略》记述凤翔起义初期回汉关系说：“其时各坊虽乱，皆有平日里党之谊，杀人尚少，百姓多得逃生”。[6] 学术界：“回汉仇杀”、“民族斗争”论者，认为回汉仇杀贯穿起义过程始终，并把局部现象夸大为普遍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是十分错误的。

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民与汉族抗清武装相互支持，或联合作战，共同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因急于援助英王，在关中停留时间很短，与回民虽然没有达成联合抗清，但回民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并为其东进作向导，表现了十分友好的态度。西捻军入陕后，回捻达成抗清协议，两军联合或相互配合，“时离时合”，转战关中和陕北，再次掀起抗清高潮，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事实很多，在陕西关中各地都有记载。在甘肃溃勇、饥民、哥老会参加回民起义军的非常多，同治七年，秦州回民起义军李得仓部共有96200多人，其中汉民约31500人，占1/3。左宗棠攻陷肃州，城内有土客回民约7万人，汉民3万多人。有人简单地以“裹胁”、“从教”等解释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原因，完全把汉民看成是被胁迫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回民起义军与汉民饥民军、哥老会联合抗清的记载也不少，前文已有引述，此处不再说明。由此可见，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汉两族不是对立的。认为回民起义是“把一切汉民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