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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义勇军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部分东北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乎遍于东北全境。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当时在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之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各方面相形见绌处于劣势的情势之下,东北义勇军将士不顾一切,为了挽救危亡揭竿而起,并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以死相拼,这种民族气概,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敬佩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简介

东北义勇军也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仅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

由于东北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虽然在东北沦陷初期曾经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予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但是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为时年余,便陷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些领导人物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变节降敌。

东北义勇军从兴起到失败,其间过程虽然不长,但是它的面积甚广,系统又多,变化起落也很复杂。我当时虽然参加过一部分义勇军的组织工作,对于全部情况也并不完全清楚,况且已事隔三十年,现在要把它的整个过程作一个全面的追述,是相当困难的。下面所写的内容,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希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加以指正。

东北抗日义勇军成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 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⒈ 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计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后投敌〕,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邰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

⒉ 丁超、李杜部:丁李所领导的东北军,是驻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们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溃败的吉林省军队和一部分义勇军,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⒊ 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珽第三旅,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军的残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

⒋ 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名义。

⒌ 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⒍ 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东北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曾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⒎ 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 旧军政人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王炤泮、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 收编的胡匪

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 农民的秘密会社

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愤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推动和组织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原因

东北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也只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作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日寇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三万人。敌我兵力相比,固然装备训练我不如敌,而我在数量上则超过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和地理条件又都对我有利。乃仅历时年余,三十万人的武装力量竟全部失败。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尽。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奸。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阶层抗日群众参加,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武装。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甚至还脱离群众。

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国民党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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