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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1859年(清咸丰九年)6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第二次进攻天津大沽口的作战。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联军凭借其优势的海上力量,接连攻陷中国沿海重镇,1858年6月(咸丰八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约定第二年正式换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对条约中的苛刻条款相当不满,咸丰帝认为“万难允准”,希望英、法等国能放弃这些条款,同时为防英、法舰队再次入侵,清政府任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组织大沽和京东防务。

英、法等国政府对从《天津条约》获得的权益并不满足,认为应当借换约的机会再次挑起战争,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利益。1859年6月,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前往北京,而是在舰队保护下直闯禁止外国船只进入的大沽口,并拆毁中国军队布设的障碍,中国守军奋起还击,第二次大沽保卫战由此爆发。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过程

大沽炮台曾在第一次大沽保卫战中失守,《天津条约》订立后,英法军队从天津撤走。受命筹备防务的僧格林沁立即整顿军队,添设大沽海口水师,并在第一次大沽之战被毁的炮台、营盘的废墟上新建防御设施。南北两岸各建炮台3座,共安火炮60门,其中12000斤大钢炮2门,万斤大钢炮9门,5000斤钢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木桩。又在海口设置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并加强了伪装。为加强翼侧的防御,在北塘地区整修了炮台,火炮增至24门,对北塘以北的营城亦设兵防守。在天津以东30余里的双港附近新建炮台13座,安设1200斤以下大小钢铁炮各81门,大大加强了纵深防御。

1859年6月17日,英、法联军舰队在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下到达大沽口外后,立即进行武装挑衅活动。贺布派康墨雷尔舰长和翻译孟甘越过拦江沙,向清军投递信件,要求三日内开放一个入口,以便公使溯河去天津。18日下午,英舰8艘,乘风潮之势直入白河内。乘夜暗,曳倒拦江铁戗4架。

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先期到达的联军舰队会合。清政府为防备英、法联军重新夺取大沽炮台,要求英、法、美三国公使在大沽北部的北塘登陆,由清政府派兵保护,进京换约。并且命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亲到北塘迎接英、法、美三国公使,又命令沿途地方官吏备办供应,妄为照料。在北京正阳门外预备宽敞房屋三处,作为三国公使的住处。

然而,英、法侵略者一口拒绝从北塘登陆,狂妄叫嚣:“定行接仗,不走北塘”,贺布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原定6月24日发动进攻,由于美国公使要求等待美国舰队一同参加,决定把进攻发起的时间展延到25日。

6月25日黎明,英、法侵略军向大沽发起攻击。贺布亲率联军舰艇12艘(英国浅水蒸汽炮舰11艘,法国浅水蒸汽炮舰1艘),从拦江沙向海口开进。计划是:炮舰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手占据有利阵位,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炮舰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 到下午2时,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以舰艇数艘排除水中障碍物,开辟通路。其余军舰排列在旁,进行挑衅。在此过程中,守卫大沽炮台的中国官兵全部进行了隐蔽和伪装,炮台上偃旗息鼓,一位参战的英国士兵曾这样回忆到:“所有炮台象怪物似地沉睡在沙岸上,听不到它们的一点声音,也看不到什么旗帜”。[2] 直隶总督恒福再次派遣官员拿照会劝说使节由北塘登陆换约。英、法侵略军拒绝接受照会。

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舰队向封锁海口的铁链逼进,并炮击两岸炮台。“然而一下子,就象变魔术似的,所有本来掩护着炮台大炮的草席都卷了起来,顷刻之间全部大炮一齐开火”[3] ,守卫炮台的清军将士开始猛烈射击,利用敌舰受阻于水中障碍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扬火力,不久多艘联军军舰被击伤,贺布本人也负了伤。到下午4时,包括旗舰在内的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其余参战的军舰也全部被击伤。联军见势不妙,遂竖起白旗诈降,一旁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那海军准将也急忙率舰队支援英法联军,经调整部署后,继续向炮台攻击。

下午5时,身负重伤的贺布下达登陆命令。英、法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在英军勒蒙上校指挥下,分乘帆船、舢板20余只,利用舰炮火力作掩护,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首先夺取南岸3座炮台。侵略军登陆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杀伤,另一方面道路泥泞很难前进,同时遭到守军和由新河前来增援的满蒙骑兵的阻击,被迫后撤。是夜,英、法联军又继续进攻,清军在火弹照明下,英勇抗击,又给敌以重大杀伤。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彻底失败,残部一直溃逃到杭州湾。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过程

此次战役,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共击沉敌舰4艘、重创6艘(完全失去战斗力)、俘虏2艘,毙伤英军426人、法军14人,俘虏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华舰队司令贺布受重伤。清军阵亡38人,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在战斗中壮烈殉国。

联军的失败在于轻敌。舰队司令贺布少将在闯入河口后,就“认为他已稳操胜券”。僧格林沁也对这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垂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由于清军没有航速快、火力强的近代舰艇,因此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1859年9月发表《新的对华战争》中,对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以“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就向中国寻衅了……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的评论,抨击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肯定了僧格林沁指挥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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