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国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压榨，鱼肉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定都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轰动了全国，使清朝的统治更快的走向了灭亡。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

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陈开、李文茂等外，还有陈金刚、练四虎、侯陈带、林大年、陈吉、梁楫、刘观秀、陈松年、吕萃晋、冯坤等分别领导了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陈荣、伍百吉等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恕、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阳、澄海、普宁、揭阳和归善（今惠阳）、博罗等地。

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股有数千或数百人，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有的如周春、翟火姑、葛耀明等部分别于1855年和1856年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有的如陈金刚部流动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概述:这次起义战争终于失败，从军事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原因：

没有形成领导核心，各自为战，互不协同作为秘密会党的天地会，向来具有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弱点，这次起义后，又吸收了大量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使这一弱点更加突出起来。在反清作战中，各股起义武装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时合时分，分多于合。每遇敌人进攻，往往彼此观望，缺少主动配合。如围攻广州之战时，虽有“以陈开为盟主，远近听其号令”之说，实际上既无统一的指挥，又无统一的作战行动。李文茂、陈显良等部在省城的东、北部与清军激战近四个月，而佛山的陈开与省河以南的林洸隆等所率部队，都没有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和牵制清军，使其得以集中兵力，先北后南，将起义军各个击破。进入广西浔州以后，虽然封了五王，陈开坐镇秀京，实际上各王并不完全听从陈开的号令。李文茂攻下柳州后，未经陈开同意，就自行封官设吏，开炉铸钱；柳州失守以后，不向浔州退却，而拉着队伍远走贵州。梁昌、区润在南宁失守以后，也不向浔州退却，擅自跑到广东的灵山。这些情况说明了领导集团之间的不统一，没有全局观念。至于当地的起义武装，有的虽然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实际上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并不能由陈开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更谈不上主动配合作战，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败的机会。

只顾进攻，不顾防御:起义军勇于向清军进攻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任何军队不能只顾进攻，不顾防御和退却。尤其是处在敌人战略包围的情况下，不能不十分注意防御问题。只有审时度势，在主客观条件有利于进攻时，不失时机地进攻；不利时，则毫不犹豫地转入防御，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起义军围攻广州城是明显的错误，但能适时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转移，使战略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则是明智之举。进入广西之后，趁该省清军力薄饷绌之际，及时实行进攻作战，很快发展了革命力量，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全国起义高潮开始低落，湘军进入广西，粤军厚集兵力准备进攻梧州，梁昌、区润所部从南宁退避广东，形势开始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时，陈开、李文茂没有及时准备防御作战，仍然冒险进攻桂林，无疑是很大的失策。结果，苏桥作战失利后，很快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李文茂由轻敌变成了畏敌，由冒险进攻变成了退却逃跑，使大成国起义军的力量受到重大削弱。陈开在南宁、柳州、梧州相继失守，敌情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而是继续进攻柳州、梧州，打了许多消耗战，最后在湘、粤、桂军联合进攻下，丧失了还手的能力，不得不慌忙从浔州撤退。还应指出，大成国起义军在进攻作战时，偏重于攻取府、州、县城，不重视通过机动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是指挥水平不高的表现。起义军进入广西后，曾四次予广东水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攻取浔州、柳州、梧州等城时，水陆配合，严密包围，主动打击援兵，取得了夺取坚城，一次歼敌数百人至千余人的胜利。但是，后来在柳州、梧州方向，与湘军、粤军作战中，打了不少失多于得的消耗战。在广州外围作战时，李文茂曾运用伏击战术，取得了两次歼灭清军数百人的胜利。但到广西以后，这种战术几乎弃置不用了，以致丧失了不少歼敌良机，影响了战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

只注意根据地的扩大，不注意根据地的巩固:陈开、李文茂在广西最富庶的腹心地区建立根据地，使起义军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能利用江河纵横的地理条件，充分发挥水军的威力，对于坚持起义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另一些长期流动作战，忽视建立根据地的天地会起义武装比较起来，是颇为高明的一着。但是，陈开等只注意扩大根据地，而不注意巩固。如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起义军打击、瓦解为虎作伥的团练武装，以致团练在根据地内仍然广泛存在，连秀京所在地的桂平县也不例外；没有在根据地的主要城市、水陆交通要冲和重要山寨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屯积粮食和武器弹药，做好防御作战的准备。由于忽视了这些工作，所以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小，但很不巩固，当清军向根据地进攻时，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

偏重于扩大部队，忽视巩固提高:大成国起义军最多时众达数十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就整个部队来说，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正规的编制和集中统一的领导，缺乏严格的训练，尤其是缺乏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因而部队的战斗力不能很快提高，步军尤弱于水军。起义军不仅在与战斗力较强的湘军作战中很少取胜，就是在与战斗力很差的广东绿营兵作战中，也多次打了败仗。尤为突出的是，驻守南宁的梁昌、区润的数万部队竟败于数千团练手中；陈开派出的解柳州之围的援军也因遭团练阻击而无法接近柳州。这说明起义军的战斗力和顽强精神，还是不够的。此外，在部队的巩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某些起义领袖如梁昌、区润因个人利害矛盾，发生了内讧。某些起义领袖如黄全义、陈戊养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竟率部投降清军。只注意扩大部队，不注意巩固提高部队，是不少农民起义武装的共同弱点，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不能使部队从不断战斗中得到提高和加强，而且成为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起义的历史意义:这次起义战争，是历次天地会起义战争中规模最大、给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当地的反动统治。特别是被清政府视为南方可靠后方和粮饷主要供应地的广东，自从起义武装控制了两广的许多地区和水陆要隘，阻塞了通往省城的交通以后，严重影响了厘金和各种捐税的收入，而军费开支却急剧增加，因而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困难局面，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从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调拨饷银，协济两广军队。在军事方面，起义武装不仅牵制了两广地区的一万余名清军（不包括临时招募的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福建、湖南等省调来的清军二万余人。根据两广地方当局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起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战船五六百只。这就在实际上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其它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