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除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见美国 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5页）。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美国，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8页）

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策划，于1932年1月18日，唆使日僧天崎启升等五人向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 将两名日僧殴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于20日凌晨2点焚烧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三名中国警员。

1月20日，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

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然而在此同时也开始对上海周边的非租借区发布戒严令，并构筑防御工事预防意外发生。国民政府因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财政拮据，竭力避免冲突。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13时45分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1月28日夜11时日方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夜11时30分，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

日军三次增兵和战斗情况: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及武装日侨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上海军民义愤填膺，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防守市区的第156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主动配合下，打退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进攻的日军，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 日军败退租界，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达成停火协议，缓兵待援。29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

至2月2日，日军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2月3日，日军破坏停火协议再向闸北进攻，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第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蕴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61师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由英、美等国领事再次出面“调停”，以待援兵。

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比较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2日日军攻占上海，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国民政府军事部署和对十九路军的援助:中国政府方面，1932年1月29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同日蒋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这是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应对总方针。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2月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当时国府还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司令长官张学良）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但张学良并未积极行动，实际上除第二、第三防卫区，其他防卫区均未积极行动，可见不统一难以抵御外辱）。同时命令沿江、沿海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全都大筑工事。2月5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空军参战。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同日，蒋介石命令将中央军精锐第88、87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编为第五军，后任命张治中为军长调归十九路军指挥，并于2月14日正式开赴南翔参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为补充十九路军伤亡减员，蒋介石还先后命令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处，运徒手兵2000名以补充十九路军，并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补充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蒋介石先后调动国军第10师、第83师、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当时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52师共三个师）等部队支援上海十九路军。但因交通和赣州战役等原因，以上数个师大都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如第47师3月1日才抵达昆山，第9师、第10师3月4日才抵达杭州。

停战协议: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国民政府的援军未能及时赶到，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翼侧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经谈判，5月5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中国军队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人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日本发动“九.一八”侵占中国东北主要城市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中国政府向国际上呼吁各个列强来干预日本的侵略，西方国家当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日本，但是口头上还是予以一些谴责，另外东北人民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就希望分散一下国际上的注意力，同时对中国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选择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呢，就选择在西方国家有大量投资，中国最大的工业、商业城市——上海。因为，在这里燃起战火，一方面就可以把西方的注意力引开，同时对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

“一·二八”事变所产生的影响，徐焰教授认为，上海“一·二八”抗战的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又造成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积极的方面就是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不抵抗”的政策，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虽然对西方仍存有幻想，但已经决心抵抗，虽然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南京政府派了第5军作为援军，国内也进行了部分动员，日军开火的时候也敢于进行还击，这比以前有了进步。日军侵略军也受到了一些打击，在整个“一·二八”事件中日军死伤三千一百多人，证明中国政府敢于抵抗的话，还是能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的。

但是，“一.二八”事变又以中国军队的败退来告终，这就带来很多不利的后果，那就是从此，日本军队在上海驻扎，中国军队反倒不能进驻上海，而上海紧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日军在上海市囤积兵力，直接威胁了中国首都和整个东南沿海，同时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在上海来讲，一旦日军侵略得逞，它在其他地方更不会放手。

另外国际上出面调停上海的战火，但是对于东北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期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成立伪“满州国”，达到了在东北炮制傀儡政权的目的。而当时，中国政府因为上海问题而自顾不暇，也未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所以造成中国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事变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5年后八一三淞沪会战，闸北华界几乎全部被毁）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