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下旬～1942年1月中旬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方称为第二次长沙作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方面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就中国战场而言，此战是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方面获得的较大战役级别的胜利之一。

甚至1945年3月～5月战略反攻阶段最大的胜利：湘西会战（又称雪峰山会战，日方称为芷江、老河口作战）都无法与之相比。第三次长沙会战，是8年抗战中，国军少数值得一提的会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成功击退日军进攻，据国军战报记载，日军伤亡在65%以上，损耗无计。 此战被认为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

但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也有其他说法，据时任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其1942年2月25日日记中记述，薛岳在军事会议上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果时，受到在场诸人笑斥之，甚至蒋介石也认为其过于夸大其词。而根据由蒋纬国主编1978年出版的抗战史《抗日御侮》记载，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万人以上，俘139人。

日方在其战史中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统计结果则是中方遗弃尸体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日方认为此役本属配合香港方向作战，然而损失却远远多于香港作战。

另外由于此次战役恰逢日军偷袭珍珠港，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华民国军队却在长沙取得了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因而引起了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了大规模的庆祝大会。在此之后的两年内，日军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第九战区部队尤其是长沙一线守军由于长期相持亦放松了警惕，日军则在此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于是在1944年的长衡会战中，日军经过充分准备，集中主力20余万人向第九战区发动攻势，并改变进军策略，改由湘江逆水而上先夺取岳麓山炮兵阵地，在1944年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日军成功攻占长沙，并在整个长衡会战中将第九战区击溃而使其至战争结束都再无反击能力。唯在衡阳保卫战中，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长达47天并重创日军，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其“陆上交通线”计划的进程，令日本国内生产原料匮乏，从而为中国军队会同盟军在滇西和缅北的反攻作战及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战创造了战略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和两岸政治因素等原因，这一重要战役及其他抗日战争中国民革命军与日军进行的大量作战在中国大陆曾长期遭到淡化和忽视，部分大陆民众在原先中共的片面宣传影响下甚至有所谓“国民党不抗日”的错误感观[27]，直到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之后，国共关系趋于改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中发表讲话肯定了中国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用[28][29]。同年，正面描写抗战期间国军与日军作战的书籍—《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在中国大陆各地上市并引发关注，大陆媒体开始大量采访、报道相关战事，相关的书籍也逐步出版[32][33]。2014年首播的电视剧《长沙保卫战》也讲述了这场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