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会战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长沙会战。

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 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战幕，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进犯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动员战区所属部队约24万兵力迎战。10月15日，30集团军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10余万大军，配备强大的火力和大量骑兵，于9月中旬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中国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 个军30个师。日军9月27日攻入长沙后仅3天就被迫撤退。10月8日敌我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驻华中的日军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3日再度进犯长沙。中国军队第9战区决定集中兵力将敌人诱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予以包围歼灭。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从军长到士兵，均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1942年1月 16日，恢复战前原态势。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此前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横扫盟国在东南亚的大部分据点与要塞。长沙之战，令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此后，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5 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决议给中国5000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终于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第四次长沙会战是长衡会战的第一阶段，6月18日，日军用优势兵力自背后攻破岳麓山阵地，城内守军被迫突围，长沙沦陷。四次会战中，中国军队给敌以重创，虽然最终未能阻止住敌人占领长沙，但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背景: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并在南京成立伪政府。

1938年11月初，日军攻陷湖南北部，长沙岌岌可危。国民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焚烧长沙计划。但一系列偶然因素让大火完全失控，致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房屋被毁，长沙亦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因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里（即夕）故称为“文夕大火”。

1938年，大火发生几天后，酆悌、文重孚、徐昆被枪决。1939年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指挥长沙会战。

随即，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随枣会战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1940年夏，蒙古族也展开了自发的抗日斗争。在欧洲，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纳粹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正式爆发。欧美列强放弃了将欧亚两洲的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进行抗战。

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在其他城市相继沦丧后，长沙乃国民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唯一屏障，一旦长沙被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被动情况下。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也称“长衡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中方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国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中方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此战，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挫败日军的战役企图，予敌以有力打击，[9] 大大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使日军显露出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兵力不足的弱点。军队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