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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蒙古大清洗:中国人没留一个活口!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中国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