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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苏丹指明了方向，里拉主动贬值，给穷人解套

恶性通胀爆发之后，本国货币汇率就会失控，就会导致整个国家快速开启贫困化进程，这种结局比“第一”还要糟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坑”埃苏丹坚决不跳。对于一国政府来说，任何时期通过降低支出进而提升财政效率都是正确的，财政效率就是一国经济效率的核心内涵，但唯独在社会总需求明显萎缩时期是错误的。

总需求萎缩会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配，就会导致失业上升和债务危机，此时政府一味通过强行降薪裁员来应对财政收入下滑，就会让错配带来的影响进一步恶化，让通货紧缩和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入，这就是那种传说中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当房地产危机爆发、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之后，首先，压缩政府支出（压缩公务员薪酬是压缩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然后将这部分节约出来的财力原封不动地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等措施给穷人的生活托底；其次，既然已经爆发危机，继续进行投资活动是无意义的，源于投资效率已经很低甚至是负数，此时将每年用于投资活动的投资额（数万亿甚至十几万亿）以公平合理的模式转移到民众手中，就可以拉动数倍的消费，国民经济会立即恢复活力；再次，打破垄断企业的垄断，将这部分高额垄断利润以合理的方式转移到民众手中；用制度消除贪污腐败，削减贫富差距，这一点最为重要，等等。

如此一来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就会喷发，既然需求喷发，企业就会勇于投资，金融企业也勇于给企业贷款，可以立即将经济从低迷中拔出来。这种做法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是通过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是向自己开刀），最终让本国经济摆脱对投资基建和房地产的依赖，当然也是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这是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政策。

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埃苏丹并不敢对自己开刀，果断拒绝了这种做法——所以土耳其只是发展中国家。因此看到，埃苏丹果断拒绝“第三”，因为土耳其体制做不到；也拒绝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的“第二”，拒绝跳进坑里；而是采取“第一”的做法通过里拉的主动贬值给穷人解套，也让自己顺利赢得了大选，这就是埃苏丹给土耳其指明的方向。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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