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个故事的基础上,袁莉笔锋一转继续写道:“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是个普通人,他的动机来自为个人前途而不遗余力。”
她写道:“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吃惊的是,如此多的官员和平民——往往受到职业抱负或忠顺的驱使——愿意成为政策的推动者。”
看到这里,作者出神入化的“春秋笔法”,显然让沃尔什也不得不叹服。
“这些未指名道姓的‘知识分子’是谁?”沃尔什问道。
随后,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的是,海内外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感到自豪。
至此,沃尔什算是充分摸清了《纽约时报》的门道和伎俩:“这篇文章用标题以及一系列精心挑选的奇闻来设定基调。情绪要尽可能地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要把最反常的例外情况写得像平常事那样。最后,在此基础上,假设这些奇闻具有代表性,然后得出牵强的结论。”
不过,沃尔什同时也注意到了另一个“亮点”,那就是报道发出后,许多网友都在评论中指出袁莉的论调毫无根据,甚至荒谬至极。这至少说明,“美国人并不像《纽约时报》编辑想的那样容易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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