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我国自己培养的生物科技人才,则可能因为“土壤”“气候”等原因,缺少搞战略研究的意愿。“社会期待战略科学家,但大家还没有对战略科学家形成准确的定义,也很难具体描述对战略科学家的期望,这就不容易为战略科学家提供明确的支持。缺少清晰的评价标准、缺少实际的经费支持,战略研究就难得到科研人员追捧。搞战略研究听起来很体面,但可能没利益、没前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物安全的战略研究也面临这些问题。”前述受访对象表示。
在朱康有看来,加快生物安全人才储备、强化生物安全战略研究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完善生物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他解释说,从现有专业设置看,教育部刚刚调整国家安全为一级学科,生物安全应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专业方向,但目前基本上还没有高校开办生物安全系或生物安全专业,这意味着即使有教授相关课程的老师,但在评价、晋升等实际问题上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生物安全领域人才的成长。
“生物安全是非常核心、非常有价值的政策研究领域,需要心怀国之大者的有识之士悉心耕耘,也需要适宜的‘土壤’‘气候’环境让这些有识之士获得良好成长。说到底,全球生物安全领域在应对实践上尚没有模板,中国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到了我们站出来拿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此时此刻,迫切需要有胆有识的人才挺身而出,科学报国、战略报国。”朱康有说。
(责编: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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