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恐怖主义威胁:非国家行为体的介入
“脏弹”技术门槛低,恐怖组织可能通过盗窃或黑市获取放射性材料。2016年,比利时警方破获一起极端组织试图获取核设施材料的案件,凸显了核安保的漏洞。此外,人工智能与核指挥系统的结合可能降低核决策门槛,例如美国研发的“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可在1小时内对全球目标实施常规或核打击,加剧了误判风险。
三、政治障碍:条约退出机制与多边约束的失衡
核裁军进程的停滞与大国战略博弈密切相关,条约的灵活退出机制与多边机制的缺失成为主要矛盾。
1. 条约退出:90天通知的“破坏性便利”
美国多次利用条约退出机制逃避责任。2002年,美国以“应对流氓国家威胁”为由退出《反导条约》,启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直接导致俄美战略平衡破裂。2019年,美国又因“俄罗斯违约”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并在亚太部署陆基中导,引发地区军备竞赛。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严重削弱了国际核裁军体系的权威性。
2. 多边约束:大国协调的缺失
当前核裁军谈判仍以双边为主,多边机制进展缓慢。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虽已签署但未生效,主要阻力来自美国;五核国(P5)会议虽定期举行,但缺乏实质性成果。中国提出的“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倡议得到俄罗斯支持,但美国以“战略不确定性”为由拒绝,暴露了大国在核政策上的根本分歧。
四、中国方案:以责任与透明推动全球核治理
面对核裁军的复杂局面,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核战略,提出三项核心主张:
1. 降低核武器作用,推动政策调整
中国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缔结相关条约。这一政策已写入中国国防白皮书,且中国是唯一公开承诺“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2022年,五核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为中国倡议提供了政治基础。(本文由AI辅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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