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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元勋 用数据说话

  “要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数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叠加法,将各种不确定因素叠加放大后确保安全,缺点是得到的数据会非常大;一种是统计法,综合平衡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但这种方法对决策者的技术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200个大气压的数值,周永茂也很理解设计人员的苦衷,因为核潜艇是高密级工程,当时又处于特殊年代,大家做事都小心翼翼。

  但如果选择200个大气压,意味着冷却水温度压力高,而当时我国别说核装置,就是蒸汽轮机也只有90个大气压。

  在彭士禄的主持下,最终200个大气压被降至某个较低数值。

  “他不迷信国外的数据,如果当时头脑发热,估计到现在也设计不出来。”周永茂说。后来前苏联也证实这个数据存在错误。

  核潜艇工程正式上马后,因为级别原因,彭士禄被任命为核潜艇工程的副总工程师,其实没有总工程师,实际上他就是总工程师。当时许多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都没有经验,大家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分歧很大。这时,一个能集中大家的智慧、意见并做出决策的“总师”显得特别必要。

  在核潜艇建造中,彭士禄大胆拍板的事例举不胜举。有人说:“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敢拍板,另外三分风险再想办法避免。敢担风险是他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但彭士禄的拍板不是“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他随身带着计算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