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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曾有两位德国医生埋骨中国

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

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

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

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

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