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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是如何获得红军最高指挥权的?

李德接过军事指挥权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后面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临时中央”和李德的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情况,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仅就一个问题略加讨论。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所采取的军事方针,是他充满败笔的军事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在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策划下,第五次“围剿”采取了“堡垒主义”,即参与“围剿”的白军以红都瑞金为最终向心攻击目标,每天向前推进5公里,然后拉上铁丝网,修筑碉堡,转入防御。

这种战术,暗合了军事辩证法——之所以说是“暗合”,是因为蒋介石对此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堡垒主义”使白军在战略上保持进攻态势,但在战役战术层面却是防御态势,而且是依托优势火力和坚固堡垒,对缺乏重武器的红军所进行的防御。

这种战术对白军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最能发挥其优势的战术。因为腐败、内部阶级压迫及指挥官贪生怕死等因素,运动战、进攻战等白军基本都打不了,部队散开了就收不回来,只有躲在堡垒里“死守”才能勉强维持。不过,这种战术看似高明,实际上却是因为国军战斗素质极低而不得不采取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要红军应对得当,并不难打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毛主席两次提出了打破“围剿”,拯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可惜都被博古、李德拒绝了。

第一次,是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驻福建十九路军发动了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不得不从进攻苏区的33个师中抽调9个师前去镇压。面对突变的形势,毛主席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然而“临时中央”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白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是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危险,但仍有可为。1934年9月,毛主席紧急建议中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这一建议也被一心想逃跑的博古、李德直接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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