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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曾有两位德国医生埋骨中国

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

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

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责编: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