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再是“夫妻”，以后有多大可能打起来？
第三，美国要我们超越我们的发展阶段开放金融。
再强调一下，按今天的美元价格计算我们的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如果同样按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欧洲甚至日本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美元左右，开始金融开放的（美国是1980年开始，日本是1990年开始）。即：在高收入阶段开放金融。
国际上有一种共识，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开放金融，最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然而，有些观点却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会。对此，我们将有专门文章讨论。
由此可见，美国是从多方面入手来拆解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这些战略和战术如果成功了，高概率的可能就是：中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需不需要重新战略定位？
好了，现在我们回到了问题的实质。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当成了战略对手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认知这种战略变化，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科技战略、地缘政治战略、金融选择和制度选择？
与在商界一样，如果别人把我当成竞争对手，而我却没有明确的认知，那是非常可怕的。
战略定位是最核心的、关乎全局的中心。战略定位上的模糊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模糊。战略定位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当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对手的时候，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中美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竞争的关系，一种经常有摩擦的关系。我们管理中美关系的方式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
我们要用理性现实主义的方式，来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以发展的眼光和方法来把握世界，把握中美关系，把握中美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理性现实主义。
完成了这个定位转型，彼此才能减少误判，才能在斗争中求团结，才能避免有人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才能放下包袱，丢掉幻想。
其实，只要完成了这个理性现实主义的定位转变，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的那些要求，就能非常客观地理解，就能一眼看到它的实质。我们也就能清晰地认识到：
即使我们达成了贸易协定，贸易摩擦还是会不断发生，它可能变成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不会希望一次性的彼此大幅度妥协就能解决中美经济关系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种贸易纠纷可能不断地被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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